在哈军工的日子

我与核电的不解之缘，要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1954年。

那一年，我中学毕业，被光荣地选拔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舰船电气专业的一名学员。1961年毕业后，我进入哈军工318教研室（负责海军核潜艇方向相关教学研发工作，后整体划入205教研室）担任教学工作，这样干了四年多。

自1962年起，因核潜艇工程下马，上级决定对205教研室实行“留点缓办”，不能参与一线教学、科研实操工作的现实让大伙儿还是挺难受。

到了1967年初，教研室里有同志听说上海正在搞核电站，但苦于缺乏人手，很多工作必须由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做。听到这个消息我们一合计，干脆一起写个报告，请求参加一线建设！就这样，那年7月，我们205教研室一行23人（含家属）举家南迁，参加当时上海成立的“122”反应堆规划小组。1970年8月，“122”小组整体划归728工程处，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728人。

向周总理做汇报

刚到上海头几年，我们“122”小组（包括后来的728工程处）主要搞的是熔盐堆。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堆型对我们国家当时的工业科技水平而言还是太超前了。我们搞了三年，最后不得不放弃熔盐堆，把目光投向了可操作性更强的压水堆。

从1973年开始，我们针对压水堆搞了一年的试验和技术验证，最终印证了它的可行性。到了第二年这个方案报上去以后，上级决定专门召开一次中央专门委员会议讨论这个方案，并要求我们728院派专人参会，负责向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与会领导、专家讲解。 

会派谁去呢？当时我也琢磨过这件事，但无论如何是想不到自己头上的。虽然我当时参加了总体组的工作，对核电站总体构造方面的技术问题相对了解，但毕竟不是负责人。没想到，就在会议召开前两天，728院的一位负责同志找到我，讲“缪鸿兴，你要跟赵嘉瑞他们一起去北京向总理汇报。”我一听，整个人都懵了。

匆忙准备了一下，我们一行三人带着压水堆的设计模型前往北京。汇报头一天晚上，正当我忐忑不安地在心里来回“过”汇报内容时，又出了件烦心事：有人发现，我们带来的核电站模型控制棒无法驱动了。我当场急出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向总理交代？我们几个同志一起围着模型转圈，七嘴八舌，最后终于让控制棒又动了起来。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了。

那一晚我没怎么睡好。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的3月31日，我们一行人前往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我们从前门进，核电站模型则是盖上一块布单独从后门进。到达时整个会场已经坐满了来自中央、部委及各相关单位的几百位同志。总理本人早已在那里等候我们了，他的右手边坐着邓小平同志。一看见他们，我的心就开始“扑通扑通”地跳。

我向总理汇报的时候，是直接把图纸摊在地上的，人就半跪在地上，用手指着图纸做汇报。总理一看，马上让服务员给我搬了一个板凳，“你们要比我活得长，能见到更多的东西。”他边示意我坐下，边意味深长地说。后来我们才知道，总理那时已得知自己癌症复发的事情，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还是那么神采奕奕，那么充满活力。

总理最关心的，还是核电站的安全和废料处理的问题。“高放废旧核燃料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听完我的汇报他问我。此外，他还问了赵嘉瑞同志关于废水如何处理的问题。随后，大家谈到了之前搞熔盐堆的事情。我们很难受地向总理汇报，之前搞的这种很不成熟的堆型，花了三百万人民币。总理听了，摆摆手说：“300万花了就花了，就当做是教训费了。”

那场会开完，我们满载而归：中央批准了我们建设压水堆的方案，同时周总理还亲自同意给我们拨了8000万人民币用于后续科研建设工作。在当时，这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天价了。直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个困难年代里，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核电站事业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

参加秦山一期和AP1000建设

从北京回来，我们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秦山一期核电站的建设。

当时来说，我们国家搞核电站最大的困难是材料和制造工艺。我当时负责控制仪器仪表和反应堆保护系统方面的总体设计和把关。记得1976年的某一天，我们发现秦山一期的反应堆保护系统的关键环节之一——柴油机调速器出了问题。当时我们的要求是，柴油机必须在10秒钟之内从0转速升到满转速，否则它所驱动的安全注射系统就无法及时把水注入相应位置，进而影响整个反应堆的安全性。

调速器是我们委托天津一个机械制造厂加工的。我们马上派人赶到天津，按照对方的品保程序一步步检验，发现是对方的标准出了问题。早已成型多年的工艺，应该怎么才能改进呢？我们派专人“盯”在厂里，从生产到质检严格把关，几乎每天都要和厂负责人做沟通，对样品验了又验，最终的成品不仅满足要求还有了提升，仅需7-8秒就可以达到满速。后来同事们聊天，一位老朋友告诉我：“老缪，当时我们都等着看你笑话了，没想到你真的把这东西搞出来了！”

秦山一期于1991年底顺利并网发电后，我又工作了几年，后于1996年前往广核集团工作。到了2002年，我又回到728院，第二年就参与了AP1000项目的招标工作，负责标书相关部分的撰写，后于2004年退休，那时，我已经79岁了。

退休以后，我仍然会经常前往AP1000、CAP1400等新一代核电站的施工现场，走走看看，和大家聊聊天、谈谈心，询问下工程进度和相关问题。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怎么可能轻易放得下呢？

回顾我的一生，我很荣幸能作为728院的一份子为中国的核电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