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不可能弃核，驯服核能确保安全是人类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6月5日于天津举行的第139场中国工程科技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如是说。
当天，来自工程院的10余名院士和核领域100余名学者专家汇聚一堂，以“我国核能发展的再研讨”为主题畅所欲言。
据了解，中国工程科技论坛创办自2000年，共有500多位院士、1000多位青年科技专家、2万多名工程科技人员参加论坛活动。如今，该论坛已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富学术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一。
进入2012年，核电重启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地被释放出来。作为国家工程科技界最高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此时召开如此高规格论坛，专门研讨我国核能发展，也“希望借此对我国核电发展起到一定的宣传和推动作用”。
同时，在核电业界预期越来越浓烈时，杜祥琬院士在论坛上也提醒道：“在坚定发展核能的同时，需强化风险意识，努力夯实各方面基础，有一个‘百年大计、稳扎稳打’的心态和安排。”
“应科学制定我国核能发展战略”
“国民经济要稳中求进，核能今后的发展也应该这样。”杜祥琬表示。他在发言中说，应科学制定我国核能发展战略，并在战略的指导下调整和制定核能发展规划。
对此，中国工程院核能研究课题组建议，在2015年核电装机约达4000万千瓦规划基础上，2020年我国运行装机达6000万~7000万千瓦，在建约3000万千瓦。
对于工程院提出的2020年核能发展规划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也有着同样的观点。在论坛上，清华大学核研院教授何建坤又提出更加长远的目标建议，“到2050年，运行核电机组达到3亿到4亿千瓦，占总发电量的20%到30%。”
“如果在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开工5到6台机组，总共可开工20到24台机组，到2020年投产运行的核电装机总容量将达到这个目标。既满足国民经济对电力的需求，又满足减排的需求。”在谈到我国核电发展规模和速度时，叶奇蓁院士表示。
核能发展规划更需要公众的支持。杜祥琬同时也提出，发展核能是国家行为，需要更好地理顺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发展核能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有关的科学普及和公众参与工作需要制度化、常态化，这对赢得公众信心和支持十分重要。”
“发展核能需要稳扎稳打”
“我国在建和运行核电站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何建坤在发言中说。这也是参加论坛的代表们的共识。
据介绍，福岛核事故后，我国对在建和运行核电站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得出的结论包括，我国沿海不具备发生日本“3·11”地震海啸的条件，且核电厂防震抗洪的设计均采用了国际上较为严格的标准。再加上我国核电站均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标准建造，具有后发优势，使我国核安全站在了一个较高水准的平台上。
但同时，何建坤也强调，我国在应对极端自然灾害或人为破坏造成的极端失效，及超设计基准事故的条件下，与美国仍有差距。“尤其对比美国将进一步提高的安全标准，我国尚需做相当的改进。”
何建坤建议，我国新建核电站要实行国际上最严格的核安全标准。杜祥琬也表示，应研究和制定更高的核安全标准，从选址、设计、堆型选择、建造、运行、管理等各环节确保安全，提高预防或缓解事故的能力，使放射性释放的潜在风险切实可控。
参加论坛的代表们对核安全监管和核应急也进行了关注。
潘自强院士表示，场内应急相对薄弱、监管机构独立性不够、安全责任不够明确等，是福岛核事故酿成恶果的根源所在。他同时建议我国应加强以上方面的工作。
何建坤也建议，要提高核与辐射安全评审能力，强化核与辐射安全监督能力，巩固和健全辐射环境监测、应急等能力，以完善监管手段，提高核安全监管能力。
“我国内陆一些省份具备建设核电的条件”
目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15台，在建机组26台。这些机组均位于沿海地区。
据了解，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常规能源短缺，电价较高，核能在经济上具有竞争力，因此此前核电厂选址首先考虑沿海地区。
但是，随着我国实施中东部崛起战略，诸如湖北、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从能源资源短缺和电网接纳能力等角度来看，这些内陆省份迫切需要建设核电。”苏州热工研究院研究员周如明说。
周如明同时认为，这些内陆省份也具备建设核电的条件。
据介绍，我国正在运行的核电厂已将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量控制在很低的水平。此外，拟建核电项目也都在积极努力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处理放射性废液。“有些公众担心放射性流出物排放在受纳水体中会产生长期的累计影响，从而影响下游水质，这些担心是不必要的。”周如明说。
杜祥琬也表示，欧美60%的核电机组建在内陆，美国104座运行的反应堆中，有100个建在内陆，我国可充分借鉴其经验。对此，周如明表示，我国在统筹安排内陆核电厂的布局时，需要克服一些认识上的障碍。
事实上，中国工程院形成的《新形势下我国核电发展的建议》阶段研究报告也提出，要“统筹沿海和内陆核电厂的布局”。（高磊）